1、取消事业编制的政策情况
苏丽娜和徐凌忠提出：事业编制人员的经费来源于政府的事业费拨款，而编外人员的经费主要依靠部门业务收入。在所从事的工作内容和工作量相同的情况下，医院内编制人员的福利、工资都要明显高于编外人员，同工不同酬现象广泛，虽然地方政府有出台关于保障编外人员权益的政策，但效果并不明显。[1]
冯磊认为：公立医院取消编制具有更深层次的理由。只有在原有内部变革难以解决现有公立医院面临的决策能力受制、薪酬分配瓶颈、人员流动僵化等诸多问题的前提下，才有外部组织变革（编制取消）的必要性。[2]
马晓静,陈丽,杨越涵,等指出：如深圳市等已开始探索实施取消公立医院人员编制。主要做法包括：①取消公立医院行政级别。②公立医院自主设置岗位。③聘用人员纳入统一工资分配体系；④社会保险实行老人老办法，新人新制度；⑤全面取消与人员编制相挂钩的医院财政补助核算方式。[3]
2、卫生人力资源需求
方鹏骞,谢俏丽,刘毅俊分析得出：在专业技术资格方面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，中等发达国家卫生技术人员职称比例构成标准 1∶3∶1，呈橄榄形分布。与这个标准相比，我国医院初级、中级职称人员比例偏高，高级职称人员相对不足，整体职称偏低，缺少高级卫生人才。[4]
井 淇,程杨杨,Peter Twum,等提出：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超过50%，在没有考虑学历和职称构成即人员质量的情况下，仅数量上就显示出卫生人力资源配置的不均衡，这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，不利于体现社会公平，不利于分级诊疗制度的形成。[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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